■《女性的困惑》

编者按

本文系罗萍老师于2019年06月发表在《中国妇女报》上的文章。该文主要通过重读《女性的困惑》，解析了20世纪中叶美国“郊区别墅”之中“快乐的家庭主妇”所面对的精神空虚。分析表明，美国妇女错误地选择了“女性之谜”是由于受了美国女性化教育的影响，背后则是美国妇女的“自我丧失”。美国妇女经历了漫长的挣扎与斗争，才重新回归社会，前车之鉴至今仍值得思考。

■罗萍

【罗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曾先后担任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社会学系主任，致力于妇女/性别学术研究。

正文

贝蒂·弗里丹(1921年~2006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54年4月，在纽约郊区新住宅区，弗里丹和几位母亲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论问题。令人莫明其妙，她们声音平静，但充满了绝望，全部放声哭了起来。弗里丹记录下了这一切，写作了《女性的困惑》：美国“郊区别墅”中的“快乐的家庭主妇”感到精神空虚，她们被限定在“主妇”范围内，把操持家务、抚养孩子作为女人的美德。

■弗里丹

美国妇女“错误的选择”“女性之谜”

在弗里丹看来，美国妇女错误地选择了“女性之谜”是由于受了美国女性化教育的影响。

——“新的性定向”女性化教育。当时美国是根据女性未来干什么决定对女性的教育。根据既定的女大学生毕业后做妻子和母亲，那就要以适合妻子和母亲角色来规划教学内容，这就是“新的性定向”。实现女性的性功能，做好未来的妻子和母亲，不要有职业打算，当好主妇，这就是美国20世纪“女性之谜”盛行时期规划的大学女生教育。培养女大学生等着戴上订婚戒指，成为一位好妻子和母亲就是当时美国泯灭女大学生任何职业梦想的大学女性化教育。

——被迫或勉强接受“女性之谜”。二战时和二战后两个时期，美国妇女面临的是两种社会环境。二战中，男人上了前线，后方不少重负加在女人身上。战争结束后，男人从前线回来了，过去被妇女占据的岗位，现在都改口说女人不能胜任了。这就是“女性之谜”形成的“铁幕”环境，它压抑着美国妇女，意志不坚定者只能被迫接受“女性之谜”。妇女接受“女性之谜”经过了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痛苦的挣扎过程。有的妇女战胜了“女性之谜”，而有的或志愿或被迫或勉强接受了“女性之谜”。

——“女性之谜”宣传的幸福主妇。“‘女性之谜’为美国妇女树立的新形象实际上是老形象：‘职业：主妇’……变成一种宗教”。“女性之谜”迷惑一代美国妇女把“职业：主妇”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来崇拜，并以当主妇为荣。”‘女性之谜’不仅要在理论上迷惑女人，且在行动上要阻止女人发挥潜能。二战后降下的那道铁幕把女人牢牢地阻挡在家庭内，生孩子、做家务，并鼓吹她们是幸福主妇。女人“还有一个不可名状的问题：除了洗碟子、熨衣服和奖惩孩子，女人还想做‘更多事情’的模糊的、莫名其妙的愿望。”女人这个愿望就是参与外界事务。但是，“在‘女性之谜’那里不存在女人梦想创造未来的其他途径；除了当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的妻子，也不存在梦想自身的任何途径。”

美国妇女心中“不可名状的困惑”

美国妇女“不可名状的困惑”是无聊所致的主妇疲劳，是女人内心的呼声超出丈夫、孩子和家庭。

——引起妇女心中骚动的不可名状的问题。“20世纪中叶，美国妇女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骚动。”这就是美国妇女中产生的一种不可名状的问题。这些妇女得了“主妇综合症”“主妇枯萎症”，这是专业人士给出的答案，它是对妇女不可名状问题的某种形象概括。她们只有忍受这个不可名状的问题，她们所需要的不是金钱和财富所能解决的，而是那个社会不愿给予女人的“职业”。

——无聊所致的主妇疲劳。“‘主妇疲劳’这个问题令人困惑。“‘主妇疲劳症’问题的根本不是疲劳而是无聊……疲劳的原因在于‘主妇-母亲’角色。”而且，“你的智力越是超过工作需要，你的无聊就越严重”。也可以说，你越有知识你就越感到做家务无聊。这一代美国主妇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她们的智力远远超过家务琐事需要。无论是疲劳还是无聊都不可名状，说不清道不明。

——女人内心的呼声超出丈夫、孩子和家庭。“对那种发自女人内心的声音：‘我的愿望远远超出丈夫、孩子和家庭。’对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我们不要再置若罔闻了。”女人的愿望远超出丈夫、孩子和家庭，这是美国妇女内心的呐喊与呼唤，美国主妇想要实现职业生涯，她们不愿继续围着丈夫孩子和家庭转。贝蒂·弗里丹在书中呼吁：不要再对女人的这些愿望置若罔闻了！这是女人内心的声音，是女人向社会的呐喊！

美国妇女的“自我丧失”

美国妇女的“自我丧失”是指丧失了自身生存，而按照马斯洛理论，女人作为自我实现者，应有高层次的追求。

——丧失自身的存在感。一个人就应怀有并实现一个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他只是被他人所爱，只是适用于他人是远远不够的。当时的美国文化不允许女人有主妇以外的职业，厌倦主妇工作的女人只能受着那种不可名状问题的折磨。女人不能成为有职业的人，有自身价值的人，她们丧失了自身的存在感。

——自我丧失的有罪感。“人的生存存在智力和精神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当人拒绝承认这种可能性时，会产生有罪感。”一个健全的美国妇女有着强烈发展的欲望，但得不到发展的可能与机会，自我丧失的痛苦与焦虑，可能衍生出一种有罪感。她们被不可名状折磨，她们因自我丧失而深深陷入“罪恶感”之中。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者没有性别之分。美国妇女的能力不能得到发挥，不仅剥夺了她们人生的乐趣，也剥夺了她们人生的需要与成长。马斯洛指出：“自我实现者……他们的爱处在高层次的要求上，因而他们低层次的要求及其遭受的挫折和得到的满足变得不那么重要，也容易被忽略。”女人作为人，也应有如马斯洛所述的自我实现者那样高层次的追求。“女性之谜”歪曲了美国女人不可名状的痛苦与压抑的根源，完全否认女人的自我实现者人格一面，使女人陷入身份危机中。而“工作是解决那个不可名状问题的关键。”

20世纪中叶美国妇女受“女性之谜”影响，陷入不可名状的痛苦，她们经历了漫长的挣扎与斗争，才重新回归社会！美国妇女的前车之鉴至今仍值得思考！